年轻的时候喜欢读杂书，尤其爱读文史之类的书；也常去琉璃厂中国书店买旧书，偶然发现一本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》，立即购回细细阅读，获益匪浅。全书乃八册，未窥全豹，心中耿耿。以后多次搜寻，始终未曾凑齐，是为一憾，但陶菊隐的大名始记之于心。以后又读过他的《筹安会六君子传》《蒋百生先生传》。陶菊隐先
至今，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》幸有海南出版社又出煌煌五卷大开本，易名《武夫当国》。这是多年来各界欲得而不可得状况的改变，非常值得庆幸。中华绵绵几千年，自古就有史书不绝的传统，而且是后朝修前朝史。陶菊隐先生虽然未按历朝修史的体例来写北洋军阀执政时期的历史，但其依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断代史，为中华民国史填补了一个极其重要阶段的空白。陶先生本身是记者，在二三十年代甚至是大牌记者，与天津《大公报》张季鸾先生齐名，一时名重，号为“南陶北张”。
固然，陶先生以写军阀混战时事新闻而起家，但以史家之客观理性，以史话之生动文笔，开创写史之蹊径。事实证明，这部巨著史话经岁月之检验，已成为近现代史学界必用之工具，检索引用，屡屡不绝。只不过人们在引用资料时多不注明而已。
曹聚仁先生曾评其为“目光如炬”，乃恰如其分。１７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刹那，而中国这１７年（１９１２年袁氏任民国大总统至１９２８年东北易帜），风云苍狗，烽火杀伐，政坛无一日不纵横捭阖，军阀无一日不染指兵祸。１７年间有十三任总统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，更有４６届内阁如走马之灯。而群雄并起，波诡云谲，列强阴谋，更惊心动魄。其纷繁披杂，纵横经纬，常人执笔真难以望其项背。如无对史实之亲闻、亲历、亲见，之稔熟、爬梳、积累，之条缕、分析、研究，之理性、如实、客观，则史话绝不可成。有人称之为“如椽巨笔”，当并非过誉。新闻记者的经历固然使陶先生可以轻车熟路，新闻固然也可以称之为“历史的初稿”，然若无史家之魄力与天分，亦决难完成。
以新闻记者成为中国近代史领域之权威，以新闻记者而书写大部历史，中国自有记者以来鲜有几人？我以为屈指可数，如王芸生之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，邓拓之《中国救荒史》，但王芸生先生其著只写了七卷，第八卷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３１年中日关系史部分由张逢舟先生以大事记形式补足（《１９０２～２００６百年沧桑：王芸生与〈大公报〉》，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）。
故而，写史亦谓有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之便。陶先生写此巨册，写好一册出版一册，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５９年全部杀青，由生活・读书・知识出版社出齐，共八册，１９７８年出重印本。１９８１年１月重新修订，１０月完成，并补写三章，共计１４０余万字。以８４岁之高龄，殊属不易。作者在“后记”中特别指出：“此书是史话，不是小说……力求做到求实存真”（第五卷，第２９８页）。这真是一个圆满而又成功的休止符，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。我有时觉得，如老报人徐铸成先生，已出版《旧闻杂忆》《哈同外传》《杜月笙外传》等，与陶菊隐先生相仿佛，其史学意识、其文笔、其阅历，足可作史，但惜乎种种客观条件，而终未写成一部记述旧中国断代史之著作，不免令人扼腕。
陶菊隐先生这部著作的珍贵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即为客观叙述，而毫不“戏说”，务求“去伪存真”。这就给后人留下了真实的史料。后来的研究者、治史者、著书者完全可以放心引用，而丝毫不必担心以讹传讹。民国史特别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段，本身应该值得关注，因为在此阶段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，后来打倒军阀夺取政权，促成国共合作，等等，都是中国历史中的大事件。可见，这段历史之重要，而海南出版社独具慧眼，于２００６年又重版五卷大开本，不惟气势夺人，更可见市场的需求。事实证明，新版本销路甚好，一丝不比那些“戏说”逊色。可见吸引人的历史书会经得住历史的考验。
我印象中原中华书局旧版本似乎没有或很少注释，但新版本增加大量注释，读“后记”亦知为陶先生新加，盖因“初版未注明资料来源”，引起“质询”，学界“引用起来尤费踌躇”，故而不惜笔墨。这些注释更增加可信性和学术性，例如第一卷第四章第３９页，谈及杨度“自己不肯加入兴中会，却介绍黄兴与孙（中山）见面”，作者加注云：“杨度经常向人谈及，孙黄二人由他介绍认识，言之凿凿。但据其他有关记载，有谓孙黄系由日本宫崎寅藏介绍相识。似以前说近”，陶先生引出不同出处，但又有自己的推断见解。又如同书第６章第８３页，叙袁世凯派密使过江与黎元洪试探停战条件，陶先生加注云：“这段资料由胡鄂公提供。当时担任都督府高级侦探、普通侦探、步探、马探四科联合办公处主任。刘蔡二人（指袁世凯所派两位密使）就是由巡逻江岸的步探带到都督府来的。”这个注释极有说服力，因为胡鄂公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名的人物。陶先生以报道北洋军阀时事而起家，与各类军阀、政客皆有相当密切的采访和交往，熟知轶事秘闻。当有极大之权威性，亦可见陶先生治史之缜密。治史居然无懈可击，这亦为治史者之功力。非如此，不足为信史者也！由此亦可看出，“史话”不是急功近利式的“戏说”，这是此书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。治史者治到连一段对话、一件小事也须细细加注援引出处的地步，所谓“如椽巨笔”之巨，正是聚沙成塔之功啊！
陶先生的“史话”还有一个可称道之处是他对历史事件的眼光与整合。这段时期的复杂几乎令常人难以想象。而陶先生却应付自如，这都使人顿生敬意。我想，这无疑得益于他当年长期从事政治、军事报道，而形成对时局犀利深刻的分析、判断能力。也从而形成了当年他对国内抗战形势和国际大势的一家之言。众所周知，蒋介石是一个颇为自负的人，但居然折节欣赏陶先生对国内外形势的见解，而欲延揽重用。遭陶先生婉拒之后，又叮嘱随时可将对时局的分析写成文字转交，以备“御览”。这样一个能够对时局大势形成正确判断的人，一旦治史，其驾驭能力可想而知。另外，治史者除其眼光、能力、才华外（古人刘知几之论最为有名），正直的品德最为重要，陶先生在上海“孤岛”期间拒绝日伪威胁利诱，而不改抗倭之志，几受迫害，这是最为人所称道的。移而治史，则扬清激浊，足以供后者明辨是非。或谓陶先生此书不乏色彩强烈的词语，我倒觉得这是陶先生一腔正气之勃发。以史为鉴是陶先生写作的初衷，祈盼一统应当也是陶先生以史为鉴的最终目的。北洋军阀的混战使中国虽然结束封建专制，却更加国势衰微，引发列强瓜分中国的妄想。老大中国，几至于四分五裂，国耻频频，是中国人的可怕梦魇。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文字符号，屈辱的历史是爱国主义最深刻的教材，此书应成为青年人了解中国历史上黑暗年代的一课，开卷有益，此惟大益。我想，这也是陶先生的愿望吧。
（《武夫当国――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》?全５册?，陶菊隐著，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版，１２８．００元）
